长达数分钟的窒息感后，熊雄才从通风井中滑出，轻轻地落在地上。他向前迈了一步，却被周围的缕缕灰尘呛得咳嗽起来，汗湿的皮肤上也沾满了灰尘。待他的眼睛适应明亮的灯光以后，熊雄才看清了等候在矿坑通道走廊里的国际运输工人联合会主席汤姆·曼恩的身影。

　　深受英国工人信任的曼恩主席德高望重，今年已年近七十岁，此时也带着一顶煤矿矿工特有的那种带顶灯的安全头盔，穿着汗衫，与众多罢工工人们一起待在矿井里面。

　　熊雄抹了一把自己脸上脏兮兮的汗水，用带有伦敦东区穷苦工人口音的流利英文讲道：“我说一句实话，格拉斯哥的煤矿矿井工作条件实在是差的有些过分，就算和中国西南山区里那些条件简陋的矿井相比也有相当差距，以英国社会今时今日的发展水平而言，这太不应当了。”

　　汤姆·曼恩主席是英国久经考验的工运活动家，他领导组织过1911年的伦敦港口工人大罢工和同年的利物浦铁路工人大罢工，两次罢工均有数十万工人参与其中，声势极为浩大，结果是即便职工工会的领袖们极力企图阻止罢工，可结果工人群众的力量还是震撼了当局，迫使英国议会在空前未有的慌忙中，在5天内通过了关于矿工最低工资的法案。

　　可惜，汤姆·曼恩主席感叹说：“英国很早就制订了有关工人最低工资和安全保障、工伤保险的法律，然而这些法律从来没有像抓捕盗窃者的刑法那样被严格执行过，苏格兰80%的工矿企业都不把这些法条当回事，这就是英格兰法律和宪政的真相。”

　　“即便如此，这几年来一旦发生罢工活动，工会代表前去与政府代表谈判的时候，只要政府代表指责工会使政府瘫痪，质问工会代表是否意识到这样做后果是什么时，工会代表就自己感到我们破坏了英国的宪政传统，失去了斗争意志。”

　　在英国，国家理论内容庞杂，尤其“国家”概念与“政府”概念混淆不清，这样，国家似乎就表现为一个经由具体选举程序而组成的政府。资产阶级理论家通常把国家看做是一种社会公共组织，而且在自由主义理论家那里，政府与经济并无必然的联系，似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可以分割开来，政府仅仅是社会的“守夜人”。

　　所以很多英国工人在社会经济领域与资产阶级尖锐对立，并持久不懈地为争取和维护工人的利益而斗争。但在政治领域，英国工人就不像法国工人、中国工人那样有着强烈的政治意识，他们要么对英国所谓的“宪政传统”怀有敬畏之心，要么就不觉得政治有多么重要。

　　熊雄现在除了担任着中国驻法国的外交大使以外，同时还担任着第三国际筹备委员会的副主席和第三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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